中美關系前景與人工智能時代下的國際治理體系變革
時間：2023-10-07
作者：基辛格
錢穎一：您最近在七月的中國之行在中國受到了廣泛關注，這距離您第一次中國之行已經52年了。作為百歲老人，您不遠萬里從美國來到中國進行訪問，是什么促使您進行這次訪問？您在這一過程中有何體會？
基辛格：我非常高興參加外灘峰會，并與中國再次聯系，盡管我兩個月前才來過這里。我堅信，對于當代世界秩序而言，中美之間的關系至關重要，但現在雙邊關系遇到阻礙。因此，正如你所說，我在100歲的時候來訪問中國，是希望中美兩國共同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與穩(wěn)定世界秩序。
錢穎一：您說中美關系是國際關系中的關鍵。您如何比較今天的中美關系和1970年代您在美國政府任職時的美蘇關系？
基辛格：20世紀70年代，美國與蘇聯處于冷戰(zhàn)狀態(tài)。當時蘇聯主要基于軍事力量開展外交活動。所以，美蘇關系主要是軍事關系。那時，中國還沒有參與到國際體系之中。
而在中美關系中，合作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在共同利益問題上已經合作了50多年，為了建立穩(wěn)定的世界秩序，我們需要恢復中美這種合作關系。
錢穎一：中國經濟已經非常深度地融入了全球經濟當中。這一因素是如何使得雙邊關系更復雜的呢？還是說同時也有利于雙邊關系？
基辛格：中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讓中美關系更復雜，但也讓中美關系的前景更光明。雙邊關系更復雜是因為包括商品和服務貿易在內的經濟往來使得各國彼此依賴，然而因為各國都把自身利益置于相互依存之上，這種情況下各國達成的所有協議都是復雜的；但同時，因為我們有著共建世界秩序的共同目標，這種共同利益又使得雙邊關系沒有那么復雜，這就是當前形勢的關鍵所在。
脫鉤對兩國都極為不利，會降低兩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在像人工智能這樣的領域，我們必須相互學習。我們不能通過脫鉤給我們自己和對方帶來危險。
錢穎一：您提到，中美經濟的相互依存性使雙邊關系具有更光明的前景。我想問的第二個問題關于俄烏沖突。俄烏沖突已經持續(xù)了一年半，局勢復雜。您在 5 月份接受《經濟學人》雜志采訪時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即尊重 2022年2月24日兩國的邊界，同時，烏克蘭加入北約。您為什么贊成這一解決方案？
基辛格：烏克蘭加入北約的提議最早是2014年提出來的。當時我強烈反對，因為我認為俄羅斯不會接受北約推進到距離莫斯科三百英里的地方。但現在俄烏沖突的爆發(fā)超出了人們的合理預期。
我曾經在達沃斯論壇上建議?；?，之后通過國際談判來討論余下的問題?，F在我要重申，?；?，然后進行國際談判。同時，應該由國際組織對?；疬M行監(jiān)督。我也認為這將是俄烏沖突的最終結局。
錢穎一：在解決俄烏沖突的過程中，您認為中國可以發(fā)揮什么作用？
基辛格：如果中國支持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沖突，并在適當的時候取得實質進展，就能發(fā)揮作用。我認為中國應該發(fā)揮這一作用，也相信中方有能力與美方一道促成俄烏沖突的和平解決。
錢穎一：2021年您出版了《人工智能時代與人類未來》這一新書，對人工智能的崛起也提出了想法和警示。去年底，ChatGPT問世，我們也正在邁向 AGI（人工通用智能）時代。如果您今天寫這本書，內容會有所不同嗎？
基辛格：不會有任何不同。這本書是我和兩位杰出學者合著的，分別是胡騰洛赫爾和施密特，他們的專業(yè)背景非常深厚。在人類發(fā)展的歷史上，人工智能是一種全新的要素，這是通過我們個人的智慧創(chuàng)造出來的。但是人工智能的發(fā)展方向很難預測，因此對每個國家來說，在發(fā)展人工智能的過程中必須要確保一點，就是一定要合理地使用這些技術，防止人工智能做出危險的事情。
但在一開始，開發(fā)AI的行業(yè)或政府機構應該專設一個內部機構，負責明確AI可能造成的影響。我們要妥善管理AI，不能被我們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東西所威脅。事實上，AI可以在醫(yī)療、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發(fā)揮巨大的積極作用。之后，我們可以再把這樣的專門機構納入到國際機構中。
但在那之前，中美雙方需要就此展開嚴肅對話。我們是走在全球AI發(fā)展最前列的兩個國家，都為這一領域投入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我曾有幸與中方高層就此進行深入探討，我相信這樣的對話還會持續(xù)下去，我本人也有幸作為組織者之一參與推動雙方開展這樣富有建設性的交流。
錢穎一：與核武器時代相比，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應該注意哪些類似的問題？您建議各國政府和企業(yè)應該怎樣合理使用人工智能？
基辛格：首先，讓我解釋一下兩者的區(qū)別。我們仍然生活在核武器時代，危險并沒有消除。但是，各國政府之間通過一系列協議有效阻止了核武器的使用。這是一項巨大的成就。
但是，控制核武器的運用是比較簡單的，因為我們知道核武器是什么樣子，原理是什么，制造這些武器的難度有多大。
人工智能則不同，它更抽象，使用門檻更低，也更難以控制。我們還沒有成立與管理AI風險相關的工作組，也沒有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但努力是有意義的。我已經把這一點寫進了書里，不久以后我們還會再寫一本書，對此進行進一步闡述。
我們的建議是，不管技術人員開發(fā)任何形式的AI，都要非常注意其對人類的影響，要保證自己對此有充分的認識，也要和政府機構形成共識，各國政府之間也要交流各自的關切。
相信在接下來的對話中，中美會探討相關問題?，F在我們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但這個答案對人類將是重要的，因為AI可能會脫離我們的掌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僅憑一己之力控制AI風險。
我相信，中美兩國政府都會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其他技術發(fā)展水平較高的國家也會很快加入進來。這不是中國和美國可以強加給世界的東西，但兩國可以引領世界朝著這個方向前進。
錢穎一：您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盡管核武器非常危險，但我們對其影響有充分的認識，風險相對來說也更容易控制；相比之下，AI技術則更難管理，也更復雜，需要各國合作。我們非常感謝您對這一非常重要的新問題的見解。
我想討論的下一個問題是全球治理，特別是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大背景下。您一生都奉行現實主義，對世界秩序史也有著深刻的了解。在人工智能時代，隨著中美兩國相對實力的變化，您會提出什么樣的全球治理方案？您的理由是什么？
基辛格：我今天的發(fā)言代表的是我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政府，我不能假裝自己參加一場會議就能對全球治理指點江山。但我想表達的是，世界秩序是必要的，任何破壞世界秩序的一方都會威脅到自己。中美兩國必須開展對話，互相了解彼此的安全關切。
人工智能帶來了新的情況。因此，如果中美之間就此展開對話——我相信也希望如此——我們應該讓其他國家一同參與、做出貢獻。這需要對話，而且需要盡量避免單邊主義思維。我們現在談論的是人類的安全問題，這不是一個雙邊問題，這應該成為一個國際秩序的指導原則。我非常高興地看到英國也在邀請中國參加一個重要的會議，邀請到了這個領域最卓越的科學家在一起商討這個問題。
我建議，對話始于中美，但也要讓有能力做出貢獻的其他國家盡快參與其中，共同探索我們應該采取的管控AI風險的限制和安全措施。因為人工智能的能力每年都在翻倍發(fā)展，每年我們都會看到AI新的不同的方面。走在這個領域前列的人至少應該就相關風險與安全問題達成一致。這應該是我們的起點。
但終點在哪兒？我給不出準確的答案，因為誰在應對這些問題上都沒有經驗，但最終我們應該建立類似于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國際機制。但要想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要合作、嚴肅地研究這個問題，而且不能把我們之間的對話作為一種情報手段來攫取單邊利益。
錢穎一：我們知道您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在這里發(fā)言的。自從您在70年代末離開美國政府后，您的發(fā)言立場一直如此。但您是一位學者，一位歷史學家，還寫了很多高屋建瓴的著述。因此，您的著作和智慧啟發(fā)了許多學者和實踐者對全球治理的思考。您特別提到，世界需要國際機構，但應該從具體的、可能很小的對話開始。
因此，我們非常理解您在這里發(fā)表的觀點。請允許我再補充一個問題，請用非常簡潔的方式來解釋，在人工智能時代，如何向理想的全球機構邁出這樣小小的一步？
基辛格：我們需要認識到在這個進程中會充滿復雜性。杰出的科學家們正在取得非凡的成果，這些成果將為人類帶來巨大的利益，我為這些科學家喝彩。但在西方，這些成果現在是從私營公司在世界范圍內的相互競爭中誕生的，因此，西方國家（的AI企業(yè)）的問題在于過度關注眼前利益。在中國，這些項目部分由政府主導，在西方看來這意味著項目可能用于軍事用途。
我們需要為AI研發(fā)制定一套標準。中國要給西方了解它的機會，這樣我們就不會一直生活在對彼此的恐懼之中。在此我不就此進一步展開。但我想說的是，這是美國希望達到的目標，我也相信美國政府會——也正在——支持相關的努力。您從我之前回答的問題中已經知道，我希望中美兩國能夠以善意為出發(fā)點、不以追求自身主導地位為目的開展合作，我們雙方都要為此付出努力，這是我現在的目標，也是我大半生的追求。
只不過，現在這個目標與人類命運聯系在了一起，因為如果人工智能毫無節(jié)制地發(fā)展，那么我們所有人都將面臨巨大的危險。我們應該首先嘗試劃定一定的安全邊界，但我不想再去討論我們已經開始做的事情。我相信，美國政府會一直參與其中，而且也已經得到了中國的積極回應。我希望兩國能在此基礎上繼續(xù)開展工作。
本文系在第五屆外灘金融峰會外灘全體大會暨開幕式“邁向新征程的中國與世界：復蘇與挑戰(zhàn)”上，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與上海新金融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錢穎一展開的對話，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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