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國模式
謝平 管濤 黃益平 魏加寧 閻慶民 袁力 鐘偉 ◎ 主編
中國經濟出版社 2011年4月出版
內容簡介：
三十載舉世矚目的高速發(fā)展，全球危機陰霾下的一枝獨秀，趕英超日躍居世界第二的增長佳績，推動了“中國模式論”的興起。
如何解讀“中國奇跡”？能否從中歸納出獨具特色、并具借鑒意義的“中國模式”？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引擎何在？這些問題事關未來中國走向，事關改革能否繼續(xù)推進。
三十年“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道路，曾途經高地，也曾迂回于淺灘。當前，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fā)展已走到一個十字路口，舊有增長驅動模式弊端凸顯，收入分配兩極分化日趨嚴重，金融開放已成大勢所趨。產業(yè)模式升級，收入分配改革，抑或人民幣國際化，能否承載中國經濟下一個“黃金三十年”？
恐怕所有的基礎都要建立在改革開放的大前提上。正確總結昔日的經驗教訓，明晰改革與發(fā)展路線，沖破羈絆經濟發(fā)展的桎梏，都比既定“中國模式”更加實際而關鍵。
本書從“反思中國模式”的視角展開深入思辨，剖析中國經濟增長動力與發(fā)展方向，并力圖求解中國經濟轉型之道。亦為中國模式的“冷思考”。
反思中國模式，旨在續(xù)寫中國奇跡。
本書作者
吳曉靈、謝平、易綱、黃奇帆、秦曉、錢穎一、余永定、管濤、黃益平、魏加寧、閻慶民、袁力、鐘偉、繆建民、連平、馬駿、范文仲、賈康、隆國強、張健華、白重恩、丁志杰、黃明、李稻葵、姚洋、高善文、李迅雷、劉勇、孫明春、梅建平、諸建芳、陳衛(wèi)東、徐忠、王信、沈建光、張斌、洪翔、朱忱、劉信義、張生舉、程漫江、許善達、劉克崮、高培勇、李強、鄭楊、施琍婭
本書目錄
序言
第一章 反思“中國模式”：把改革搞對
中國已到緊要關頭
理解中國經濟增長
中國模式及其前景
“中國模式”遠未形成
去意識形態(tài)化 回歸普世價值
怎樣把改革搞對
CF40雙周圓桌：探究中國經濟增長模式
第二章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能否持續(xù)
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下行的六個原因和政策含義
中期增長不會“臺階式”下降
上升的地平線：劉易斯拐點與通貨膨脹裂口
臨近拐點：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風險與對策
第三章 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艱難轉型
從“規(guī)模紅利”轉向“制度和勞動生產率紅利”
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政策排序
中國經濟轉型要更多依靠資本市場
用改革的措施推動城鄉(xiāng)統(tǒng)籌發(fā)展
工業(yè)化創(chuàng)造供給 城市化啟動內需
尋找中國下一個崛起的區(qū)域
宏觀稅負與財稅改革
我國分稅制改革思路及政策安排：回顧與前瞻
CF40雙周圓桌：財稅改革的目標與路徑選擇
第四章 產業(yè)升級：占領制高點
重工業(yè)化加速的背后
關于發(fā)展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的路徑思考
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勞動力成本優(yōu)勢
推動產業(yè)升級的關鍵在于提高內需
踏上有福利的增長之路
第五章 收入分配改革：還富于民
誰在擠占居民的收入
轉折當口的中國勞動力市場
收入分配重心面臨切換：從資本到人力
居民消費模式的國際比較及對中國的啟示
以分配公平促收入增長
第六章 人民幣國際化：任重道遠
中國對外開放模式亟需轉變
跨境貿易人民幣計價結算與人民幣國際化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中國金融開放的影響和對策
日元國際化的借鑒與啟示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國際比較研究
CF40雙周圓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與中國金融開放
序言
中國金融40人論壇于2008年成立，短短3年來迅速發(fā)展，確實體現出一種年輕人的朝氣。這讓我想起上世紀80年代，當時有一批年輕人，改革的浪潮把他們推向了既搞理論研究又搞政策研究的舞臺，現在他們都從過去的理論研究者和政策的建言者變成了政策的制定者和執(zhí)行者。最典型的就是80年代身為“四君子”之一的王岐山副總理。作為一名理論工作者，我自己已經從工作第一線走了下來，但我感覺好像剛剛從五道口畢業(yè)不久，一晃就成了退休的人了。所以，我特別羨慕年輕人，我也希望中國金融40人論壇的年輕人們，能夠抓住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和中國經濟轉型的機遇，做好研究工作，為中國、為世界做出貢獻。我們的理論研究，如果能夠緊緊圍繞中國改革的實踐來進行，一定會大有作為。我希望未來能有中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中國這么偉大的經濟實踐，如果不能出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實在有愧于這個偉大的國家。
當前，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發(fā)展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到底往哪個方向走，關系到我國未來經濟發(fā)展的方向。自建國以來，我們在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模式間不斷地轉換。建國初期，我們認真貫徹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路線，僅用三年時間就把一個近百年戰(zhàn)亂的國家經濟迅速穩(wěn)定下來，而且讓社會風氣煥然一新，正是這樣的變化才使得中國所有的黨派和知識分子都感到了一種無比的興奮和心悅誠服。但是，經濟恢復好景不長，就開始“一化三改”，以較快的速度向著我們的理想目標共產主義邁進。遭遇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厄運之后，商品經濟回潮，開始允許自留地，允許小商小販的存在。然而到了1964、1965年，又一次更深刻意義的共產主義革命開始了，“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這一不可思議的理念被全民所接受，以至于把經濟推向崩潰邊緣。最終，不得不讓小崗村農民以生死契約的方式放棄了過去“一大二公”的生產方式，決定包產到戶，由此才換來了我們現在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改革走到現在，我們又開始在談論“中國模式”。在西方國家面臨經濟危機的時候，中國的優(yōu)越性更加凸顯，也使我們每個國人深感自豪。那么，中國經濟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模式呢？這時討論是非常重要的。
這本《反思“中國模式”》是對一年來四十人論壇成員提交的文章和雙周圓桌內部討論情況的部分匯總。對于“中國模式”的相關問題，論壇成員既有共識也有分歧，本書均如實列出，期望能呈現給讀者不同的解讀視角。我對“中國模式”這個問題也思考了很長時間，但仍然沒有形成成熟的想法。在此，僅略談幾點個人認識，以拋磚引玉。
三十年經濟發(fā)展的成績與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我國經濟發(fā)展速度很快，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1978年至2009年間，GDP以年均9.9%的平均速度增長，物價水平控制在溫和可控的水平內。城鄉(xiāng)居民的收入也在迅速增加，居住條件得到了較大改善，居民生活從貧困向全面小康邁進，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也有一定的延長。
與此同時，國有企業(yè)、國有金融機構的經營亦發(fā)生了巨大變化。1998年有三分之二的國有企業(yè)虧損，全部國有企業(yè)實現利潤只有213.7億元。國有企業(yè)通過實行債轉股、技改貼息、政策性關閉破產等措施，實現了“三年脫困”，并取得了國有企業(yè)改革的突破性進展。2002年央企利潤總額實現2405億元，2007年達到10055億元，國有企業(yè)戶數雖然減少，但控制力和影響力顯著增強。國有銀行方面，1978年銀行業(yè)資產總量不過數千億元；2008年銀行業(yè)資產總量已經超過50萬億元，比改革開放初期增長了100多倍；銀行業(yè)不良貸款率已從1978年的3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8%左右，其中已股改國有商業(yè)銀行平均不良貸款率僅為2%左右，已經達到或接近國際先進銀行的平均水平。資本充足情況則從原來的資本嚴重不足，甚至為負值，提高到8%左右的資本充足率平均水平，其中已股改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平均達到了12%左右，實現了質的飛躍。
特別是2007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的表現格外引人注目。2009年GDP 增長9.1%，2010年上半年增長11.1%；2009年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為2.8%；CPI2009年為-0.7%，2010年上半年為2.6%。2010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yè)排名中，54家中國企業(yè)榜上有名，其中，中國石化、中國電網、中國石油三家央企進入前十名。2008年，《銀行家》雜志以當時股價統(tǒng)計的全球銀行總市值排名顯示，中國的銀行在全球前十名中占據四席，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依次列第1、2、3位，交通銀行列第10位。
雖然中國經濟發(fā)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積累了諸多矛盾。諸如，資源、環(huán)境問題的壓力在加大，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在加劇，社會矛盾比較突出：城鄉(xiāng)收入差距1978年2.58倍，2009年為3.33倍；基尼系數1978年為0.16，2008年為0.458；我國煤炭儲量占世界儲量的11%，原油占2.4%，天然氣占1.2%，人均能源資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石油僅十分之一；鋼鐵產量雖是世界第一，但同時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鋼鐵消耗國和鋼鐵進口國；雖然國家已加大環(huán)境治理的力度，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超過環(huán)境承載能力，生態(tài)環(huán)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環(huán)境污染事故時有發(fā)生，環(huán)境形勢依然十分嚴峻。我們當前如不抓住機遇轉變發(fā)展方式化解矛盾，將會為中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留下隱患。
東西文化差異對中國模式的影響
現在中國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世界贊揚中國的聲音很多，中國也有很多人自我感覺很好。但是，事實上中國的現狀與國人的期許以及世界對我們國家寄予的希望還相差甚遠。我們要繼續(xù)走下去，就要認真地思考中國的過去、世界的過去，以及我們現在為什么取得了這樣的成就。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只剩下中華文明傳承下來，如何來看我們五千年文化的精華和糟粕呢？
英國人馬丁?雅克的《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一書，讓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中國歷史文化當中的哪些元素造就了今天的中國。這本書談到東亞文明和西方文明是完全不同的文明。中國兩個主要特征是文明國家的觀念和朝貢體系的經歷。我們過去的認識則是，西方列強一到海外去就是攻城略地，搞殖民主義，而我國鄭和下西洋則是為了通商。這本書還談到了西方所謂的普適原則，他認為未來世界不一定是這種模式。我對這個結論不做任何評價，但是我個人認為中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舉國之力辦事”，確實可以在一時之間辦出讓世人矚目的成功事情，但是我們也有非常悲慘的教訓，比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所以，我們一定要非常冷靜地看待集權的優(yōu)勢和集權可能對國家所帶來的危害。我們不一定要采取三權分立的政治民主模式，但是權力必須受到制約，如果不能形成一個權力制衡的制度，很多事情會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我推薦一篇文章，是復旦大學韋森同志的《西方個人主義和東方的社群主義》，這其實可以作為一個學術問題，但是我同意他當中很多觀點和對中國現象的分析，所以我引用如下：
西方社會個人主義文化根源使理性經濟人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成了所有當代經濟學理論建構的第一塊基石。以色列人和基督徒篤信有一個萬能的主，每個人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與主及其意志（圣靈）溝通和對話。在主的面前信徒們是平等的。啟蒙運動和宗教革命張揚了這種自立的個人。就是人從神之下解放出來，在個人利益追求當中形成正式契約關系，形成了正式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西方在經濟制度上探討的都是個人主義文化觀在相當大程度上圍繞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私人與公共領域的范圍、自然法與實在法的地位，權利與義務的性質，國家權利的認可，以及正義的含義及其在社會構成中的作用等等展開。
但是，中國及東亞的社群主義文化中的“無我”、“克己”使人喪失了獨立的人格，成為社會秩序網絡結構上的一個“紐結”。抑制個人利益追求的社會秩序無力自我發(fā)生和構建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也難以轉向法治國家。東方儒、釋、道三教交融以儒為主，深含“自我克制”“自我舍棄”的精神。東方文化講的是天人合一，天子是代天行道，中國傳統(tǒng)文化沒有民主只有服從，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我們的理念是內圣外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新加坡1991年國會通過的《共同價值白皮書》中也提出“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這種文化不注重法律契約，更注重以禮為代表的習俗秩序和以道德為約束的秩序。這種文化有團體利益，注重社會關系、人人互相牽制，但個人只是社會中的一個角色而不是生而平等的個體。
什么是中國模式
什么是中國模式呢？新中國前三十年的中國模式，我認為可以概括為：社會治理上是政治掛帥，蔑視法律，社會生活政治化；全民處于組織系統(tǒng)中，否認個人利益與權利；經濟制度上消滅私有制，否認商品經濟，用行政方法管理經濟。這將東方的社群文化發(fā)揮到了極致，實踐證明這種模式走不通。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社會治理方面，提出了建立法治社會的目標，承認個人利益與權利，允許社會組織的存在；經濟制度方面，承認私有產權在社會發(fā)展中的積極作用，明晰產權、平等保護各類產權，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正是改革開放以來這兩個方面的作為才奠定了我們現在的經濟成果的基礎。但是，我認為我們的改革開放到現在其實并沒有完全實現十三屆三中全會和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現在我們又開始總結中國模式。最近在媒體上談的最多的，有別于西方國家的、能構成中國模式的要素，第一個是舉國體制，過去我們依靠舉國體制辦成了很多事，比如兩彈一星，奧運會、世博會；第二個是政府控制力，比如防治非典、抗震救災、應對危機；第三個是經濟支柱，如國有企業(yè)的掌控能力；第四個是政治優(yōu)勢，即黨領導一切，人大政協，輿論掌控。
但是，和諧社會的目標與維護穩(wěn)定任務的加劇讓我們不得不深思中國的經濟社會發(fā)展模式還存在什么問題。第一，成本效益的評估。我們現在的成績到底付出了多少的財務成本和社會成本、資源成本？第二，政府邊界的設定。政府的邊界到底在什么地方？哪些事情該政府做，哪些事情可以由市場做？第三，人民的知情權和利益的訴求方式如何得到保護？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中寫道：對一個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來說，政治的民主機制可能比剛性的專有產權結構還要重要得多。因為，沒有剛性產權結構的市場經濟，最多只是一個“名市場經濟”（Pseudo-Market Economy),而沒有政治民主機制的市場經濟，卻必定會是一個“腐敗的市場經濟”（Corrupted-Market Economy)。除了少數國家以外，應該說95%以上的國家都是市場經濟，但是有的國家的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很好，有的國家就非常不好，這也是有好市場經濟和壞市場經濟之別。什么是好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的市場經濟；什么是壞市場經濟？就是腐敗的市場經濟，有的人說是裙帶資本主義，還有人說是權貴資本主義，這就是壞的市場經濟。
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到底是總結中國模式讓世人學習，還是進一步探尋中國民富國強和諧發(fā)展的道路，我想這是當前中國社會處于轉折點時必須回答的問題。
是為序。
2011年3月24日
關于作者
謝平
黃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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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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